技术进步使肖像摄影成为可能
牛津大学出版的《技术史》(第五卷)摄影章中指:“起初,这门新艺术(达盖尔式银版摄影术)只能满足于用来记录建筑、雕塑和景物,肖像摄影在当时是行不通的,因为被拍照的人须摆好姿势,在烈日下一动不动地至少呆上15分钟。”
显然,要实现肖像摄影,首先要提高摄影的速度,这意味着要完善包括镜头和感光介质两方面的技术难题。
《技术史》在下文中介绍了在1840年-1843年间Richard Beard在伦敦皇家综合性工艺学院中开设的全欧洲第一家肖像摄影室是如何使用镜像照相机来快速固定人像的,其方法是纽约人Alexander Wolcott在Henry Fitz的帮助下发明的,这种相机毋须透镜,只要摄入的像被一面凹面镜反射到感光版上,再用增强了几倍的光被镜子反射到板上即可,但成像效果并不清晰。
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老牌光学厂家Voigtloender(福伦达)生产的Petzval镜头,这是一种双组合透镜,具有f/3.6的大光圈,成像速度大大提高,“比原来达盖尔-吉鲁式照相机的透镜快30倍”。
此外,光化学研究领域也纷纷有了进展,“用溴蒸汽、氯蒸汽和碘蒸汽对达盖尔式版进行光敏处理。使用这些方法,根据光的强弱可将曝光时间缩短到10-90秒之内。”
在隔开欧洲大陆的英伦岛国,由塔尔博特改善的碘化银纸摄影术于1841年2月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获得专利,因为使用了倍酸显影系统,大大缩短了曝光时间。“根据光的强度和负片的尺寸,其曝光时间为1-5分钟”。但一开始这项技术的应用并不广泛,“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和中期,使用碘化银纸的摄影师只有十几位”,发明者塔尔博特为普及他的照相法作出不懈的努力,在1944年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摄影集;而在爱丁堡,他的同胞希尔(David Octavius Hill,1802-1870)和亚当森(Robert Adamson)正用同样的卡罗式摄影法拍摄,与塔尔博特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把镜头集中对准人的自身,其工作为早期摄影的艺术性作出了典范性的示范。
希尔与亚当森:纸基底版与伦勃朗式的人像
在两人开始联合创作之前,希尔(David Octavius Hill,1802-1870)是一个风景和插图画家,亚当森(Robert Adamson)是一个年轻的商业摄影师。1843年,苏格兰教会的成立大会上发生反叛活动,与会的907名教士中有155人辞职,断绝与教会的关系。希尔决定创作一幅反叛者的群像,此时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校长兼化学教授戴维?布鲁斯特(Sir David Brewster)建议希尔用塔尔博特发明的摄影术来把这些人拍下来。布鲁斯特与塔尔博特是老交情,在热心为朋友推广卡罗式摄影术之外,还向希尔推荐了自己一个朋友的弟弟——亚当森做为助手。很快,希尔和亚当森开始了4年半的合作,直到1847年年末亚当森身体欠佳为止。
在这段时间,两人的拍摄对象主要是“教士、医生、工程师、学者和艺术家,很多人非常有名——即使没有图片说明的帮助也能认得出来。”希尔主要处理画面构图、用光和人物姿势,而亚当森负责拍摄技术,最后在纸质底版上成像。他们的风格被评论家认为是有着17世纪荷兰大师伦勃朗的遗风:“有强烈的色调对比,又有几分精神含在其中”。
摄影此时第一次传达了人物强烈的内在情感。希尔在这段时间为大多数拍摄对象设计出了英雄式的形象,那些持不同意见的教士摆出英雄式的动作——当然是由希尔指导的——来显示其内心的强大、坚定,一幅“战场统帅的样子”。
纸质底版对这种类似伦勃朗风格的塑造功不可没。纸质纤维的纹理对光和阴影有理想的效果,本来应该更适合表现风景。1848年1月17日希尔在一封信中说:在细节方面,卡罗式摄影法主要因整个纸张的粗糙和质地不均匀而输给达盖尔摄影法……而这也是其活力所在。人物仿佛是光的创造物,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后世摄影家沿用了传统纸基技巧,将肖像摄影表现得类似传统油画。
希尔和亚当森开拓性地利用摄影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像图片库,里面有坚决果敢的人,有体现成功人士的独立和性格的模范公民。是摄影对物质主义价值观最可靠的矫正方法。将摄影引向与机械记录不同的艺术性道路。
纳达尔:被瞬间捕捉的人性
相比希尔和亚当森,法莫道不消魂 国人纳达尔(Nadar,1820-1890)在拿起相机拍照的时间上晚了近10年,他是1853才开始接触摄影的,但他在摄影史上创造了更多的第一,且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而不是像希尔和亚当森那样有所分工——这进一步证明了摄影越来越有实力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纳达尔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曾经做过新闻记者,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讽刺漫画家,1853年他坐上热气球从空中拍摄巴黎的城市景观,实现人类第一次空中摄影;也是率先为报纸报道配多幅访谈者照片的人;并第一个尝试用人工布光的方式拍摄巴黎下水道与地下墓地。而在所有的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巴黎文化名人肖像,他们包括德拉克洛瓦、米勒、马奈、巴尔扎克、大仲马、乔治·桑、波德莱尔、柏辽兹、李斯特……
纳达尔拍摄名人肖像的阶段大致在1860年代以后,法莫道不消魂 国文艺知识阶层在此时的思想十分活跃,沙龙文化塑造了一种在轻松氛围中表达个性的风气,而当时的摄影技术已经发展到完全可以抓住一瞥或一皱眉这样转瞬即逝的人物表情。纳达尔正是善于抓住在与拍摄者交流过程中,引诱对方表现出真实的表情:皱眉、微笑、闷闷不乐、发怒……让相机及时捕捉下来,使最后的影像看起来像活的一样。
纳达尔谈论到自己的摄影时曾说:“对拍摄对象精神的攫取——一瞬间的理解让你与拍摄对象之间有了交流,让你能了解这个人,帮助你知道他的爱好、思想和性格,让你产生的不是一张平庸的复制品,一种例行公事或偶然……而是一张真正令人信服而和谐的照片,一张熟悉的肖像。”
卡梅隆夫人和卡洛尔老师:业余摄影者的感情归宿
早期摄影史上最重要的两位业余爱好者各自成为了某一领域的号角手:卡梅隆夫人(Julia Margaret Cameron,1815-1879)经常故意失焦,而刘易斯?卡洛尔(Lewis Carroll,1832-1898)因恋童癖而拍摄大量私密照。两位都是英国知识阶层,生活在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维多利亚时代,一样对拍摄人物充满兴趣。
查阅两人的生平,很容易理解造成他们之所以对人物肖像感兴趣的原因——卡梅隆夫人49岁才拿起相机做为消遣,她在信里写道“哦,人把心灵敞开多好啊!它可以弥合生活所有的小烦恼和伤痕,让人感觉到这个宽阔的世界在跳动……”她让自己的邻居置于黑暗之中,没有刻意地打扮和布景,当世俗世界的物象一切就绪,她却故意失焦,让影像的艺术想象力因技术性的缺陷强有力地升腾,从而赋予只属于她自己精神世界的表达。卡洛尔是剑桥大学的数学教师,有严重口吃,但他可以通过相机来实现与人沟通。卡洛尔在留校任教的第二年(1856年)购买了整套摄影器材,拍摄过桂冠诗人丁尼生、英国王子,但最令他倾心的是7岁左右的少女,他利用一切机会拍摄相遇的少女——只有在少女面前,卡洛尔才会没有任何心理障碍,通过摄影这种变相的情欲表达方式寄托自己的感情归宿。需要指出的是,拍摄毅力惊人的卡洛尔同时也是文学作品《爱丽丝漫游仙境》和《镜中世界》的作者。
业余摄影爱好者的摄影活动反映着自身的真性情,是一种个人记忆的手段和情感投射的对象,既能记录现实存在的真实,也能记录憧憬梦想的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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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将散点展开摄影史。
在为摄影争取艺术地位的19世纪中期,塔尔博特以个人志趣独立探索摄影的表达可能性,并创作出了类似17世纪荷兰画派的小品类作品;而法莫道不消魂 国彼时酝酿着自然主义文艺思潮,其初衷是放弃主观表达意图,而让位客观、表象的描述,摄影因其精确的复制能力被视为自然主义的盟友,被一部分艺术精英仇视为艺术的堕落。
现代摄影术的发明昭示了一种全新的获取影像的方法。在摄影被发明以前,固定影像是绘画的使命;在摄影发明和风行后,“银匠、药商、铁匠、修补工和印刷工”(John Szarkowski: 《摄影师的眼睛》)都加入到这个行业来。由于大量非美术背景的摄影者加入,早期摄影史上的多数照片没有继承传统的美学观念。1853年《纽约每日论坛报》统计当年人们制作了300万张达盖尔照片,许多作品充满了“意外失手、仓促拼凑、曲解对象和试验性尝试的痕迹”。为此,19世纪中叶人们似乎普遍将摄影视作机械记录的一种方式,或是一种新奇玩艺,至于如何发挥出它的艺术作为,只是极少数人憧憬的事情。
卡罗式摄影法的发明者塔尔博特,同时也是摄影实践的先驱,在他出版的世界上第一本摄影集《自然的铅笔》(1844)中,对于影像的艺术性表达思路尚不甚明朗。和后来的许多书相比,《自然的铅笔》“似乎徘徊于几种想法之间……从牛津皇后学院一个角落到巴黎的林荫大道,再到中国的什物、玻璃和雕塑……注解更是比较杂乱杂乱——有时候只是一些不连贯的评论……它依次是一部传奇的家庭史,一本广告小册子、古玩研究、旅行指南、新闻通讯和一部初级技术论文。” (Ian Jeffrey: 《摄影简史》,三联书店)
塔尔博特有一幅《巴黎林荫大道的风景》的摄影作品,不厌其烦地为其加以文字注释:
“这张照片是从多弗尔饭店楼上的窗口拍摄的,这家饭店位于贝克思街的拐角处。
观众是朝着东北方向看的。时间是下午。太阳正落到饰有圆柱的建筑后面去:建筑物的下面已经在阴影中了,但一扇开着的百叶窗还远远地反射出微弱的阳光。当时天气炎热,大街上布满灰尘,路上刚刚洒过水,留有两块明显的水迹,在照片的前景处合在一起,由于路的某些部分在修建之中(从两辆手推车等东西可以看出),洒水机只好开到街道的另一边去了。
在路边停着一排大车和篷式汽车,在右边远处停着一辆马车。
树林一样的烟囱与天际相连接:由于仪器详细地记下了它所看到的一切,因而自然也会像记录贝尔福德的阿波罗雕像那样描绘出烟囱罐和扫烟囱的人。”
由于相机毫无保留地展现了眼前的所有细节,人们不得不臣服于那些平凡无奇、浮光掠影的表象世界中。彼时摄影师的能力尚不足以驾驭新型机器来表达自己的意图,面对庞杂物象相机不分轻重地全部收纳到镜头里来,假如将这些机械记录、不加任何感情的方式组合成为的影像称为艺术的话,必然将激怒很多传统艺术精英。
事实上,根据Ian Jeffrey的研究,塔尔博特有关于这类主题不明晰的照片很少公开发表,而在未发表的作品中,他默默探索如何运用相机表现“生命的迹象和运动”,比如“一个铺砖的广场,通向一组复杂的建筑群,一幅镶嵌有图案的广告在建筑物屋顶两端的山墙处结束。而后他变换角度再次拍摄,山墙到了尽头,广告再次出现,街上也有了新的变化”。而在他所有的努力中,最为人称道的是《自然的铅笔》第6图:《开着的门》。照片拍摄的是在一扇黑暗的门旁放置了一把扫帚,还有马具和灯——评论家认为这是摄影家刻意安排出来的场景——也只有通过干预、控制摄影场面,才能获得艺术家们的肯定,至少是传统美术界的肯定。
塔尔博特对这张照片的注解是:
“这是它(摄影)初期一张微不足道的照片,有些偏爱它的朋友愿意去评论它。
对我们来说,荷兰画派在把日常熟悉的事物作为主题方面有着足够的权威。一个画家的眼睛常常会被在普通人看来很平常的东西所吸引。一缕阳光、一道投射在他走过的小路上的阴影、一株枯萎的橡树或一块布满苔藓的石头都会引起他一连串的思考、情感和独特的想像。”
现代评论家在回顾历史时通常高度评价这位敏锐的摄影先驱在如何营造画面方面已经有了最初的尝试:那些简单的要素(扫帚、马具、等)之所以存在不是为了它们本身,而是为了它们所唤起的独特的想像。富于意义的细节只是使人产生联想,其余的则由记忆来完成。灯、扫帚和马具都会使人产生联想。它们勾起人的记忆,是一个等待着人出现的场所:提灯等待着黑暗,扫帚等待着使用者,门口等待着进入者。塔尔博特在这张照片中实践了一种艺术性的表达,利用存在的事物表现空缺,并利用空缺通过观赏者的想象而补充完整。这一手法延伸了图像可能的意义,对画面的诠释进行了约束和指引。塔尔博特的这幅作品开创性地运用了摄影的在场性与缺席性并存的矛盾。
《开着的门》显然超出了相机作为单纯记录的原始功能,赋予了早期摄影以艺术性表达的可能。在塔尔博特的家乡以外,法莫道不消魂 国正孕育自然主义的文艺思潮,与《开着的门》所要争取的艺术性正好相反——作为创作方法,自然主义既排斥过去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也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自然主义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并受自然科学的启发企图用描述式的创作来揭示人性和社会性的实质。
自然主义者信奉:自然高于艺术,在他们心目中,1839年问世的达盖尔摄影术能保证影像是自然物质世界的精确复制,是自然主义者理所当然的盟友。很快,自然主义的艺术观在一部分文艺精英那里遭到了狠狠批驳,桀骜不驯的波德莱尔毫不留情地反击:艺术是奇迹之美,对对象不作艺术加工的自然主义简直是艺术堕落。在传统精英心目中,机械性质的摄影作品除了给人们带来短暂的震惊之外,并无助于人们心智水平、审美水平的提高,若任由机器制造的影像全面流行,人们会丧失对艺术美和优雅的追求。于是提出:摄影该回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去做科学和艺术的仆人。(《1859年的沙龙:现代公众与摄影术》)
幸运的是,法莫道不消魂 国的精英人士对摄影的“现代性焦虑”并没有让摄影夭折,很快传统美术家就参与到摄影创作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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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在亵神与庸俗间徘徊
现代摄影术诞生在工业革莫道不消魂 命时期,19世纪40年代的人们有幸看到一个接一个神奇的机器降临人间,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欢迎机械新时代的到来。
当时一份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小刊物《莱布尼茨报》就认为应当及时对抗这项来自法莫道不消魂 国的恶魔技艺,该报载:“要将浮动短暂的镜像固定住是不可能的事,这一点经过德国方面的深入研究后已被证实;非但如此,单是想留住影像,就等于是在亵渎神灵了。人类是依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任何人类发明的机器都不能固定上帝的形象;顶多,只有虔诚的艺术家得到了神灵的启示,在守护神明的至高引导之下,鞠躬尽瘁全心奉主,这时才可能完全不靠机器而敢冒险复制出人的神圣五官面容。”
这种观点被后来的德国人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批评为“丝毫不知考量科技的任何发展,一旦面对新科技的挑衅,便深恐穷途末路已近的庸俗艺术观”,本雅明还指出,为了与这种艺术观念抗争——用机器而非用画笔来固定影像是亵渎神灵的——摄影理论家们不自觉地花费了近百年之久,且毫无战果。
以上争论确实适合性格古板的德国人来思考。
法莫道不消魂 国人:中产阶半夜凉初透 级的自恋
1839年达盖尔版摄影术开始流传,使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相片是将上了碘化银的铜版置于暗箱内经曝光后所得,把它前后左右轻轻摆动,调整适当的角度以反射光线,能看到高度清晰的影像,每一块银版都是独一无二的,平均售价达25法郎金币,它们通常像首饰盒里的珠宝一般珍藏在华丽的框盒里。
试想19世纪以前,人们要得到影像必须请高明的画家作画,且画作只能悬挂在室内不能随身携带。但摄影术的发明改变了一切。1840年起,不计其数的袖珍肖像画师纷纷改行去做职业摄影师,以满足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半夜凉初透 级的自恋需求。在1840年至1850年间,摄影师使用达盖尔银版摄影术,将中产阶半夜凉初透 级家庭的人物肖像固定在小银版上,十分便于携带。袖珍肖像本身这一传统美术,因“恶魔的技法”大流行而迅速萎缩。此外,法莫道不消魂 国人还非常热衷于用摄影来拍摄卢浮宫中的古代艺术品。法莫道不消魂 国出版的第一本摄影书《艺术家和业余爱好者摄影作品集》里,“有向绘画大师拉斐尔示敬的大头像、印度的庙宇、德里的穆斯林建筑、安特卫普画家凡•艾克的作品《圣巴巴拉》和那不勒斯的罗马绘画”。(Ian Jeffrey: 《摄影简史》,三联书店)
英国人:工业革莫道不消魂 命领跑者心怀世界
英国的早期摄影史呈现了与法莫道不消魂 国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已知4位现代摄影术的发明者中,英国人塔尔博特的卡罗式摄影术(Calotype)最独树一帜。与达盖尔摄影术不同,卡罗式摄影术经曝光得到的首先是一张底片,通过这张底片能复制出无数张照片,这项技术在1841年获得了专利。现在我们通行的摄影方式仍然延续卡罗式摄影术的基础,但是早期卡罗式摄影术得到的影像没有达盖尔那般清晰,也不像达盖尔那么好运,其发明被政府作为专利购买而广泛普及,但塔尔博特本人以自己的方式开拓了摄影的新可能——复制。
1844年到1846年,塔尔博特制作了《自然的铅笔》摄影集,分6个分册展示了24张照片,包容包括建筑、风景、静物、植物等——这是历史上第一本摄影集,印了150册。相对于法莫道不消魂 国人拿着镜子一样的影像自娱自乐,英国人的卡罗式摄影术虽然粗鄙,传播力却大大提升,这对于一个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国家来说,无疑振奋了宣传的动力。英国的摄影先驱们很重视将摄影术介入社会生活,哪怕在攻城掠地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带上相机,在广阔殖民地间,他们喜爱表现各种异域风俗,无意间为后人保留下珍贵的地理、风俗、社会的影像材料。
摄影婴孩期的彷徨
现代摄影术发明不久,就出现了以达盖尔摄影术拍到的色情裸体照片。拍摄肖像的达盖尔银版照片一般尺寸较小,不能公开被观赏,另一方面银版只有在一定角度和光线下才能反映清晰的影像,这种特性满足了人们希望观看一切、占有一切的欲望,也助长、诱发了隐藏在人们心底的某种隐蔽欲望。20世纪80年代,曾有人在拆毁巴黎某幢私人住宅时,从其废弃已久的壁炉中发现一只装满年轻女子裸体银版相片的盒子。
抛开摄影对性的本能追逐,其真实刻画场景的能力让传统美术界大为震动,由此开始了与美术界旷日持久的角力。1840年画家保罗·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第一次看到达盖尔式照片时惊呼:绘画从此死了。摄影那强大的写实性能和方便的获取途径让现实主义题材的画家一下子迷失了方向,为此,法莫道不消魂 国大画家安格尔召集了一群画家在1846年向法莫道不消魂 国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禁止摄影术,称“因摄影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而摄影的支持者则习惯回避相对于美术方面的优势。为达盖尔争取专利的阿拉贡,在1839年8月19日向法莫道不消魂 国学术院的科学研究院与美术研究院的两院联席会议做的报告中,深刻阐述了摄影将可以如何广泛运用在各种人类活动中,让摄影与所有人类活动交织成关系密切的网络。论文中所描绘的运用范围非常大,因而使摄影无法在绘画面前辩解一事显得毫无意义(尽管文中已有一些疑虑),反而更彰显了这项发明所能真正触及的广幅。阿拉贡说:“当观测员利用新发明的工具来探究自然时,他们并不对发明物抱着太多期望,比起随着这项发明而来的一连串新发明,他们原有的期望实在微不足道”。意思是,摄影术作为一种工具,相对于人类借助其要实现的目标而言实在微不足道。1839年的阿拉贡在那天演讲中,已经异想天开到了这门新科技的运用广度:从天体物理学到文献学(诸史学)都一网打尽,盼望将来可以拍摄星象,也期待利用摄影来记录埃及象形碑文。
然而没多久,摄影自身开始了内部分佳节又重阳 裂,这个分佳节又重阳 裂从达盖尔和塔尔博特就已经开始。1839年,英国和德国的人们使用photography一词来称呼摄影,词源来自希腊文的phos和graphos,意思分别是“光”和“写”,赋予摄影“刻画光影”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如前所述曾是传统美术界的工作。在早期摄影术中,达盖尔银版在“刻画光影”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得到的影像清晰,而且耐自然老化,每一张又都是人工制作,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十分适合收藏,彰显艺术独特性。但是工业革莫道不消魂 命的曙光打破了千百年来艺术专为富人独享的特权,卡罗式摄影术可以因底片产生无数张影像的复制品,在民间大众间激荡起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力,再借助现代传播手段,摄影将私人的影像见证集体化,成为公共记忆的载体,成为中国古人所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当摄影唤起了整个社会群体对影像开展平等的交流时,影像精度的遗憾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就这样,摄影的道路分出两条岔道:作为艺术的摄影,和作为媒介的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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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摄影术的起始元年一般认为是1839年,以法莫道不消魂 国巴黎国立天文台台长、国会议员多米尼•弗兰西斯•阿拉贡(Dominique Franciois Arago,1786-1853)于1839年8月19日在法莫道不消魂 国科学院与艺术院联合会议上就达盖尔版摄影术所作报告的这个日期。但事实上翻阅文献可知,现代摄影术至少可以追溯到4位发明者。
世界上第一张被永久固定下来的影像——《窗子里看到的光景》,1826,尼埃普斯
当前人利用小孔成像原理制造暗箱,并尝试过多次光化学反应获取银盐影像而失败的实验之后,固定影像这一梦想终于在19世纪迎来了成功的曙光。
约瑟夫• 尼瑟福•尼埃普斯(Joseph Nice-phore Niepce , 1765 - 1833),是法莫道不消魂 国一位退休军官,1824 年他成功地通过摄影暗箱捕捉到了一个暗淡的永久比的正像。1826年,他在自己家中的实验室从窗口拍景色,为拍摄这张照片,他用了足足8 个小时的时间曝光,使得画面中出现了东西两座建筑的墙面都受光的情景。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照片。尼埃普斯把他发明的这种摄影方式称为阳光摄影术(Heliograph )。
然而出于健康与经济的不利因素,尼埃普斯没能继续在摄影上取得突破,但他的成绩当时吸引了一个全景画画家的注意——这个人就是路易•雅克•芒特•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e Daguerre , 1787 - 1851)。
达盖尔之前的工作是为欧洲大城市的游乐场绘制巨幅图画,长卷上面绘有巨大的风景、战斗场面或城市景观,展开后往往有超过百米。达盖尔曾改进过传统全景画,发明了“迪奥拉马”( diorama) ,这是一种从半透明的纸上投射出来的光照,但达盖尔本人对它还不甚满意,他渴望能获得永恒的影像,这个欲望激励他与尼埃普斯合作。衰老的尼埃普斯很快在1933年去世,实验还未取得实质进展,只剩下达盖尔只身钻研。
与此同时,在英国也有一位对固定影像充满好奇的人士,科学家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1800 - 1877)。1834年他和妻子在意大利游玩,面对自然的美妙景色,这位科学家怦然心动,想将它永久停留,但我们的这位科学家在绘画技巧方面还不够深厚,不足以表现他期望的效果,于是他起意要发明一种固定影像的技术。
次年1835年,塔尔博特发现氯化银溶液的感光特性,并经纸张感光,成功用暗箱长时间曝光得到一张自己住所窗口所见的格子窗——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纸基底板,特尔博特后来得意地将之称为“摄影素描”。
可惜固定影像似乎只是这位科学家的业余爱好,他很快将精力投入到其他工作中去,不知不觉就被他的竞争对手达盖尔抢去了发明专利的先机。
达盖尔是在1837年发现水银可以固定影像的特点,之后不断完善,完成了终极的影像固定之梦:“达盖尔版摄影术”。方法是以水银蒸汽使刚曝光的溴化银版成功显现影像,并以盐容易使影像长期固定。新方法还大大缩短了曝光时间,10年前的实验需要8小时,而现在只需要30分钟。
1839 年1 月6 日,法莫道不消魂 国巴黎的报纸《法兰西报》 宣布了“一个由达盖尔先生作出的重要发现”。文章说:“达盖尔先生已经发现了一个固定影像的方法,这个影像是被呈现在暗箱的后背;因此这些影像不是物体的短暂的反映,而是固定的且经久的印记,它们就像一张画或一幅版画那样,可以从那些物体前取走。”当年8月19日,达盖尔在法兰西学院公布了他的发明。
达盖尔-坦普尔大街街景,1839
此时塔尔博特才意识到自己的发明被法莫道不消魂 国佬捷足先登了,当《法兰西报》登出达盖尔版摄影术的消息后没几天,他写信给法莫道不消魂 国科学院负责评估达盖尔版摄影术的三个委员,义正言辞地声称将要发布对于由达盖尔宣布的发明的如下两个“原则胜特点”的优先权:“一,暗箱影像的固定;二,随之而来的影像的保存,以使其能够经受阳光照射。”
然而为自己鸣屈的尚不止英国人塔尔博特,一个名叫希波利特•巴耶尔(Hippolyte Bayard , 1801一1887)的法莫道不消魂 国人事实上也在同时发现了固定影像的奥秘。巴耶尔是法莫道不消魂 国财政部的一个低级官半夜凉初透 员,从1838年起开始研究“用光作素描”的技术。1839年,他受巴黎国立天文台台长阿拉贡于当年1 月7 日发表的关于摄影术发明情况报告的启发,在2 月对自己的研究作了相当大的改进,并将此成果向众多友人展示。到了3 月20 日,巴耶尔终于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曝光时间长达1小时的摄影实验,并得到了正像,5月20日,巴耶尔向阿拉贡汇报了这一成果。但是,阿拉贡已经应答帮达盖尔他向法莫道不消魂 国科学院申请专利,这个巴耶尔无疑是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为了摆平这件事,阿拉贡给了巴耶尔600 法郎,要求他对外暂不公开自己的发明,继续改善自己的发明。而等到巴耶尔于1840 年2 月24 日在法莫道不消魂 国科学院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众时,摄影发明者的桂冠早已被达盖尔摘去。
这件事虽然让巴耶尔先生心情很不愉快,却促进了摄影史上一桩轶事——他脱人比黄花瘦 光上身衣服,打扮成一个溺死者,倒在一旁,将暗箱对准自己的裸体固定下画面。在完成作品后,巴耶尔还愤愤地撰写了一篇墓志铭附在照片旁:将自己扮成一个溺死者收人自己的照相机镜头。充满失望与喷感的巴耶尔撰写了一篇墓志铭,附在了这幅照片旁边。墓志铭写道:“横尸于诸位面前的是巴耶尔的遗体。与诸位一样,不管是皇帝还是科学院,所有看到过这具尸体的人都曾赞赏过他的照片。然而,这种赞赏尽管给他带来了名声,却一文不名。对达盖尔优遇有加的政府对巴耶尔却一无表示。因此他在失望之余投水自尽。”这不仅是历史上第一张人体摄影照片,也是第一次用照片+文字说明诠释事件的作品。
巴耶尔 - 扮成溺水自尽者的巴耶尔,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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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多·摩勒勒 (Abelardo Morell) 的 “威尼斯安康圣母教堂”(Santa Maria della Salute, Venice)——节选自《BBC摄影艺术百年史·永恒的瞬间》
解说词:
据说摄影发明于1839年,就在那一年,法莫道不消魂 国人路易·达盖尔和英国人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要两位势均力敌的对手同时宣布了一项现在被称为可以“让瞬间变成永恒”的技术,但实际上在此许多年前摄影这个概念便已存在。亚伯·摩勒尔与他的家人和朋友将就此进行说明。
“下午的光影效果似乎要好些……从前面要更……这是个好迹象……光,是我的谋士也是敌人,真是令人惊奇!我是指,摄影是如此不合常规,你需要黑暗来看见光亮,照片是明暗相反的,从照相机里看去,事物也是上下颠倒的,摄影中的这种颠倒很不可思议,我想这是它的魅力之一,就像黑魔法……就快好了……噢,上帝!太好了!太棒了!”
暗箱是一种光学现象,很容易创建却难以相信。只需要意见漆黑的房间,以及一个能让光线照入的小洞,就这样外面的世界源源而入,上下颠倒而自然生成。
“到现在我教摄影已经20年了向学生介绍照相机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将他们置于一个照相机中,因此我会将整间教室变成一个暗箱,每一次我都能保证,即使是最聪明的学生,都着了迷一样,目瞪口呆。这让我坚信,它既简单又深奥,它不只是一个发明,也并非索尼生产的新芯片的产物,它完全是自然而成的。”
顾铮,《世界摄影史》,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6——
摄影术的基本原理来自小孔成像这种光学现象。小孔成像的光学现象在古代东西方都已经被人发现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墨子(公元前480?一389?)的著作《 墨经》 中就已经有关于小孔成像的文字记载。(墨子生卒年从徐希燕说。见徐希燕《墨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P.14-20) 大约在公元前330年左右,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也已经发现小孔成像的现象。
1038 年,阿拉伯学者阿哈桑(Alhazen,生卒年不详)描述了一种后来被称为暗箱( Camera obscura )的工作器材。照相机的原理就是在这个叫暗箱的光学器材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起来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巨匠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 一1519)于1490年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暗箱的文字记载。16世纪,人们已经在暗箱的开孔处装上镜头,由此在暗箱内壁获得了非常鲜明的影像。
在17世纪,暗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现在意义上的照相机的形态。1611年,德国人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一1630)发明了一个可携式照相机的原型,一顶可拆卸与运送的帐篷,人可以侧身其中把从外面投射进来的影像描摹在帐篷内壁。到了17世纪中期,开普勒的“帐篷”照相机已经得到改善,人可以站在“帐篷”外看到投射在一个半透明的窗子上的影像。1807年,英国人贺拉斯·沃泊尔(Horace Walpole,1717 一1797 )研制的明箱( Camera Lucida)在他死后问世。人们可以不用钻进暗箱而在暗箱外面通过棱镜在图画纸上看见影像。
17世纪的暗箱
19世纪可携式暗箱
暗箱可以认为是现在普遍使用的照相机的最原始形态,其成像原理是小孔成像。当然,人们并不满足于仅仅获得一个不能永久保存的影像。人们梦想中的摄影术就是要把经由暗箱这个成像装置获得的影像通过光学的、化学的方式来加以固定,如此则可达到描绘、模拟、保存形象的目的。在暗箱捕获到了鲜明的影像之后,摆在当时人们面前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将其保存下来。人们意识到,这需要在化学上有所突破。除了以上所说的光学方面的进展以外,人们在运用化学知识固定影像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614 年,就有人记录了硝人比黄花瘦 酸银在受到阳光照射后会变黑的现象。17世纪,人们已经知道银盐、尤其是硝人比黄花瘦 酸银可以将皮革等染黑。但当时还没有人把这一化学现象与固定暗箱得到的影像这个目标联系起来。
1727年,德国人约翰• 海因里希• 舒尔茨(Johann Heinrich Schulze,1687一1744)经过实验发现了通过将光与银接触发生作用的方式来描绘影像的新方式。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人托马斯• 韦奇三德(Thomas Wedgwood,1771一1805)试图在一张金属板上捕捉永久胜影像,不过这一实验没有成功,因为他使用的银盐溶液的感光能力不强,不足以产生一个可见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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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与其老师苏格拉底讨论了一个假想:当人们一生下来就在洞穴里,手脚被绑着,身体和头都不能动,眼前是洞壁,背后是一个过台,过台背后有火光,火光把过台上人来人往的活动投射到洞壁上,洞穴里的人们便会以为洞壁上晃动的影像是真实的。柏拉图将这个洞穴比喻为我们的世界,并赞颂那些勇于为了看清真实世界而付出代价的智者。
两千年的历史一倏而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真正存在过,真实世界被人们一再误读。视觉——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感官——曾长久以来通过绘画、雕塑等形式直接见证我们的世界,直到现代摄影术发明后再次彻底推进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新的认识。但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文艺评论家苏珊•桑塔格仍然尖刻地批评道:“人类还冥顽不灵地呆在柏拉图的洞穴里,一如既往地、乐不可支地咀嚼着真理的幻影”(顾铮译,《西方摄影文论选》,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意在反省摄影如何改变了我们观看世界方式,以及观看我们自己的方式。
柏拉图洞穴的论调听起来让人沮丧,它揭示了摄影所反映的世界——同世界本身一样——充满了各种伪装和欺骗,连同摄影师本人、甚至器材本身也一样。但是我相信,如果人们有勇气正视现实的存在,也看过“美、正义和善良的真实”(苏格拉底语),他将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懂得这世界上各种各样不同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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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柏林墙倒塌的20周年纪念日。全球几家大报都在不遗余力地制作专题,主调还是围绕纪念两德统一的历史意义、自由经济的胜利与苏联铁幕统治的失败,隐隐也有些反面的声音,比如原东西柏林人的心理至今还有隔阂。
图片回顾方面,似乎仍以英国《卫报》 堪当津梁。(人家今天连头版都放了柏林墙的大照片)18张各大通讯社的名照片,串起1961年到2009年各个历史画面,刻画柏林墙的存在如何影响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纽约时报》 的图片页面是三位摄影师亲历的柏林墙。同样是个人拍摄的柏林墙专辑,在flickr上有更庞大的资源,总体质量虽远远不如大报选图,不过群众参与度很让人吃惊。任悦老师已经在1416上推荐了,我也转一下吧:"我经历了历史:柏林墙1961-1989 "。
翻了一下国内大报,今天都没发任何柏林墙的原创图片稿。不过在1961年8月13日和1989年11月,新华社在这两个最重要的日子里发过不错的图,这里存个档。
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动工修建。这是前德意志民瑞脑消金兽 主共和国围绕西柏林建造的界墙,正式名称是“反法西斯防卫墙”,目的是为了防范来自西方的干扰和破坏,阻止国内技术人才和劳动力外流。 图为“柏林墙”建起的第一天。
1989年11月9日,民瑞脑消金兽 主德国部长会议决定拆除长久以来作为东西方对抗标志的柏林墙,开放东西柏林边界。这是1989年11月,柏林墙拆除工程进入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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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昆先生的博客上转载了一篇很棒的文章 ,借今年法莫道不消魂 国佩皮尼扬国际报道摄影节(VISA POUR L'IMAGE,VISA)的新闻摄影乏善可陈说开去,指西方媒体青睐“暴力”照片,并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分析了“暴力”的由来,兼谈了“暴力”之所以存在于东方和“暴力”思维下难创新意的困境。
“暴力”滥觞
早于摄影作品里的“暴力”,西方历史中早有“暴力”出现。文章引述《剑桥战争史》作者观点——西方的近代崛起中,不是更丰富的资源、更崇高的道德观、更能合理配置资源的经济结构,而是海陆军的军事优势扮演了绝对的力量。而事实上,中世纪以基薄雾浓云愁永昼 督教为主流的欧洲文明也崇尚“暴力”,查理大帝率军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南征西班牙由摩尔人(阿拉伯人)建立的王国;十字军东征打着耶稣基薄雾浓云愁永昼 督的名号,做着违背基薄雾浓云愁永昼 督教义的事情,200年里先后9次在远东野蛮施暴——几乎可以说历史上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 督文明本身就以残暴闻名。进入现代文明,西方的“暴力”基因继续深深植入大众文化,只要是看过美国电影《终结者》系列的人都不会反对这一点。
电影中出现“暴力”,绝不仅只是舒缓压力,博取娱乐,而是历史的必然体现,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会长时间如此。由此,“暴力”侵入包括摄影、绘画、文学、戏剧等文化的意识形态中来。
“暴力”何以出现在东方世界
西方新闻摄影往往倾向于报道东方世界的“暴力”事件,近十年的聚焦范围集中在:伊拉克、巴勒斯坦、以色列、阿富汗、车臣(均为战乱频繁的西亚和中亚),其次是欠发达的非洲,诸如卢旺达大屠有暗香盈袖 杀、刚果内战。
西方新闻摄影工作者真的是出于普世价值而关心东方世界么?——作者认为未必,现实的政治利益才是背后的驱使动力。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认为随着环球航海和海外殖民的拓展,欧洲人以全球视野自居,海外世界是他们家园的一部分,这种全球化思维意味着东方世界不仅是别国的事情,也同样对自己产生着利益冲突。政府将引导社会和民众去关注海外的“暴力”作为一种政治策略,西方公民变成了“世界公民”,媒体成为了“暴力”事件的猎奇者。——唯有报道第三世界的“暴力”,才能激发西方社会的优越感,才能激发政治家的灵感如何利用“暴力”冲突来为自己谋取经济或政治利益。
可事实在于,不仅仅只有亚非等第三世界存在“暴力”,西方的“暴力”一样存在。不是西方媒体对自己的“暴力”置若罔闻,而是广大东方世界忙于自己的家务事,无瑕揭露对手的糗事,综合国力决定了话语权。
克服“妖魔化”东方的刻板印象
在西方媒体对东方世界日积月累的“妖魔化”后,在圈内形成了报道东方的固定框架,在长期僵化的意识形态下,民众也对东方世界形成了诸如肮脏、贫穷、战乱、腐佳节又重阳 败、落后、专人比黄花瘦 制等刻板印象。西方报道摄影工作者想要在这样的媒体生态下功成名就,只要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拍摄反映肮脏、贫穷、战乱、腐佳节又重阳 败、落后、专人比黄花瘦 制等诸如此类、关于东方世界的照片。
当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工作者拿起相机,这种刻板印象的照片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廉价,造成网上图片库只要花上几十块甚至几块钱就能买一张。
同时,愿意突破刻板印象的新闻工作者越来越少——如果这种工作意味着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没有媒体愿意采用作品,他们才不愿意承担风险呢!
而事实上呢?真正肯出钱买那些特别照片的主顾越来越犯愁,具有独立判断的摄影师越来越少,值得花几千块甚至几万块买一张的照片越来越少。
——图片市场的复杂性正体现在这样的矛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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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Pentax相机电力耗尽的那刻,海滩边一个玩堆沙的男孩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只能掏出我的G1手机来留住这一个单纯的时刻——幸运的是,这个拍照经常严重偏蓝的手机这回没有出现丝毫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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